在师永涛看来，远离喧嚣、战乱的平和田园生活是唐朝人一种心灵的信仰，唐人因此写下大量的田园诗，来表达他们对于田园的眷恋。事实上，即便是在嘈杂如今日的21世纪，许多人依旧怀有归园田居的梦想。中国人对于田园、小舟、流水和农人的情感眷恋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；另一方面，田园安放着一种浸透心灵的静。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文化基因，来源于对安定生活的向往，更来源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。
到了文人那里，这份向往和渴望便化作读书山林式的“归园田居”生活了。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就一生读书、生活于山林之中。《诗映大唐春》中提到，孟家位于襄阳城外，其宅园叫涧南园。诗人在《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》这首诗中，就非常自得地留下这样几句话：“弊庐在郭外，素业唯田园。左右林野旷，不闻城市喧。钓竿垂北涧，樵唱入南轩。”至于孟浩然为什么选择襄阳定居，自有一番道理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襄阳城外的鹿门山是东汉后期著名隐士庞德公的栖隐之所，诗人在《登鹿门山怀古》中写道“昔闻庞德公，采药遂不返”，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。一生读书山林、从未踏足官场的孟浩然，与东晋末年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何等相像。这份风流倜傥和洒脱不羁就连李白都艳羡不已。除了我们所熟知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，李白还写过一首《赠孟浩然》的诗，诗中道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对这位比他大十余岁的朋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农业的富足，不仅是唐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的根本，也是唐朝全盛的物质基础。如果没有大量的粮食作为国本，唐代的军队进取、诗歌天下、文艺复兴以及手工业的繁荣都不可能出现。
唐代三百年的国运与农业息息相关。为了维系这一国本，在唐前期的130多年间，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160多项，加之筒车、曲辕犁等灌溉、耕作“利器”的发明，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。待到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年间，仅粟米一项的全年缴纳量就达到740余万石。朝廷将隋朝建在洛阳的含嘉仓重新建设，将长安以东的粮食全部存放于此，再逐步向长安的太仓转运。天宝八年，全国主要粮仓的储粮总数为1266万石，其中含嘉仓储粮583万石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下第一粮仓”。
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”，盛唐时期的农业富足，从杜甫的《忆昔》一诗中可见一斑。但此后，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，安禄山起兵后一路直奔洛阳，或许就因为那里存着帝国一半的粮食。史书不曾记载含嘉仓的粮食唐人是怎么处理的，但《唐人时代》分析认为，它们应该落入了安禄山之手，否则安史之乱不可能维持八年之久。
在农业社会里，粮食是生命的本源。史学家常说安史之乱消耗掉了唐帝国的“元气”，这种“元气”如果实物化，那便是粮食。
婚嫁
新郎高声朗读催妆诗，催促新娘出门完婚，或许是今天“堵门”习俗的前身。大唐诗歌之盛，生活之雅，从“催妆以诗”中就可见一斑
“临川八大家”之一的杨志坚曾写下一首《送妻》诗，以此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。诗中写道：“平生志业在琴诗，头上如今有二丝。渔父尚知溪谷暗，山妻不信出身迟。荆钗任意撩新鬓，明镜从他别画眉。今日便同行路客，相逢即是下山时。”意思是说自己痴迷读书，有所成时已两鬓斑白，之所以贫寒，只因年轻时没有求取功名，希望以“资而不充”向他索要休书的妻子能念及旧情，如若去意已决，今后两人便只能形同陌路。
这场离婚官司的结局是，时任刺史的颜真卿认为这个女子嫌贫爱富，“侮辱乡闾，伤风败俗”，虽然准其改嫁，但判处二十大板。今人普遍认知的“唐代对于婚姻和女性持有的开放态度”在这一事中便有所体现，不过这种开放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昙花一现，唐以后，“节妇烈女”的观念开始大行其道。
唐人在婚礼礼仪上是按照《礼记》第四十四篇《昏义》来进行的。之所以叫《昏义》，是因为古人都是在傍晚黄昏时分举行婚礼，“婚姻”的“婚”字就来源于此。不过今天，大概只有南方地区依旧延续着“昏义”的传统，大多数北方人都将婚宴安排在了正午。由此可见，晚上办婚礼并不存在什么“不太好”的说法，而是汉人婚嫁习俗的正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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