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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9世纪,中外经贸交流的情况更有发展,阿拉伯人苏莱曼等在他们的游记和相关史料中叙述甚详。唐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外蕃进贡物品的记载。如长庆四年(824年)“(九月)丁未,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。拾遗李汉谏云:沉香为亭子,不异瑶台、琼室”。[13]

  同意接受李苏沙进贡“沉香亭子材”的唐朝君主,就是刚刚即位的穆宗李恒之子——敬宗李湛。李恒死于长庆四年(824年)正月,16岁的李湛随即登基,次年改元宝历。整个宝历时期实际存在了三年零一个月。宝历二年(826年)十二月,敬宗亡,其弟文宗即位。次年二月,文宗改宝历三年为大和元年。

  虽然李苏沙其人其事难以与“黑石号”联系[14],但时间节点距“黑石号”沉没的时间很近,可能仅相隔一两年或数年。而且这里记载的是宝历帝执政初年之事,故推测“黑石号”主人的身份当与李苏沙相仿,同为来自波斯或大食国的商贾,他们先后来到东方,都是同一目标,为通商贸易而来。

  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/唐

  “黑石号”沉船出水

 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

  二、“黑石号”出水陶瓷器的亮点

  从“黑石号”打捞的物品情况看,除了金银器、铜镜等物品外,主体是中国陶瓷器,如仅从打捞情况看,此船就是一艘运输中国陶瓷器的阿拉伯航船。出水瓷器中有长沙窑、浙江越窑和广东窑场的青瓷和陶器、还有北方巩义窑和邢窑的白瓷及白釉绿彩器等。

  “黑石号”出水陶瓷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亮点,实际上学界早已有共识。第一在于打捞有三件唐青花瓷盘,这三件瓷器的出现,使我们能明确无误地看到完整的唐青花产品,而且可以认识到这种器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迎合外销而烧造。当1975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标本被发现时,人们根本想象不到这种瓷器的产地和烧造目的。

  唐青花标本/唐

 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

  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,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外销用途及可能的产地。2002-2007年间,河南巩义黄冶窑、白河窑先后发现了唐青花瓷器标本,出土了数量虽有限、但可以说明问题的瓷片标本,解决了产地问题。

  巩义窑青花瓷片/唐

  河南巩义黄冶窑出土

 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

  巩义窑青花瓷片/唐

  河南巩义白河窑采集

 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

  虽然从理论上说,唐代扬州是外销港口,集中于此发现的唐青花,应是外销产品之一。但在很长时间里,我们无法从海外贸易这一角度深入理解唐青花。因为,以往通常都以阿拉伯地区烧造的蓝彩陶器作为参考依据,从来没有直接的海外出土唐青花资料可以证明,直到1998年“黑石号”沉船出水了这三件器物。这三件器物,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见证了唐青花的用途,它可能因外销而生产,虽然量很小,国内主要在当时的外贸港口扬州发现,海外只有“黑石号”沉船上出现。“黑石号”唐青花的发现,使我们对这种瓷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  不过,巩义唐青花制品的发现,还可从以下这一角度来认识:唐代,三彩陶器大量生产,巩义窑是最重要的烧造窑场,其中也有白地蓝彩品种,与九世纪中东地区生产的白地蓝彩陶器风格十分相似,国内也有出土。部分器物曾被认为是唐青花产品,传世品中如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三足鍑、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足炉等,都曾被这样认识过,不过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。巩义窑唐青花之所以名贵,是因为这种产品以白瓷制胎,以氧化钴料绘彩,经高温一次烧成,与陶胎白地蓝彩器相比,质地、温度都明显不同。毫无疑问,巩义窑白地蓝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烧造,与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联系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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