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霞式“彩凤鸣岐”七弦琴和宁波“万工轿”，这两件国宝在浙博相遇，有“命中注定”的意味。
它们都依木而生，且都代表了一种“极致”——前者稳居数千年古琴艺术顶峰，后者则是宁波朱金木雕这门传统工艺的登峰造极之物。
而最无法忽略的，是它们在绵延的光影流转中，与不同的人之间的邂逅。
1300多岁的“彩凤鸣岐”琴，高山流水，引发过多少人的共鸣与感喟；
100多年前的“万工轿”，又让多少老底子浙东地区的新嫁娘，对美好幸福，倾注期许。
上世纪五十代，两件国宝先后“入住”浙博，从孤山到武林，被奉为至宝的它们，这半个多世纪，又开启了新的故事。
古琴“彩凤鸣岐” 1300多年，它总在寻找知音
古琴艺术的鼎盛时期是唐代。目前传世的古琴中，唐琴的数量不超过二十张，由雷威所作之琴更是凤毛麟角。
大唐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远在西南蜀地的雷威，正在制作一张新琴：这是一张落霞式的古琴，琴通长124.8厘米，额宽16.3厘米，肩宽18.8厘米，尾宽12.5厘米，两肩之间最厚处厚度为5.4厘米。
匠人初抚琴弦，通透清婉的琴声令人心潮澎湃。雷威拿起刻刀，在琴腹的龙池中，刻下：“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”。
如今，古琴龙池上方，“彩凤鸣岐”四字依清晰可辨。它在后世之所以举世瞩目，除了其本身制作工艺与音色的极致，还与其几多波折的传奇经历有关。
1920年仲春，北京城南陶然亭公园的岳云别业，镇国将军毓朗（清末军机大臣之一，光绪三十三年袭贝勒）偶遇了自己的老同事——著名琴学大家，中国古琴重要门派“九嶷派”创始人杨宗稷。
两人叙起旧来，同为爱琴之人的朗贝勒谈及二十多年前家中所藏名琴一事。当听到朗贝勒说出“彩凤鸣岐”四个字，杨宗稷心头一惊。
原来，当时已被杨宗稷重金买下的“彩凤鸣岐”古琴，原为朗贝勒所有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，将定王府包括“彩凤鸣岐”古琴在内的收藏洗劫一空。
为何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知晓这些尘封的往事呢？答案就在“彩凤鸣岐”古琴的琴背上。
原来，除了琴名，斫琴者和收藏者还会在琴身上镌刻铭文、闲文印、藏印和跋语。“彩凤鸣岐”的这段经历，就被杨宗稷刻在了琴背上。
用现在的话说，杨宗稷是“彩凤鸣岐”的真爱粉。在刻满琴背的铭文里，还有他所作的一首七言长诗，其中的两句是：“唐琴第一推雷公，蜀中九雷独称雄”、“落霞仿古神女制，如敲清磬撞洪钟”。
1931年，杨宗稷去世。包括“彩凤鸣岐”在内的一部分藏琴，转入镇海收藏家徐桴之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其后人将这些琴捐赠给镇海文化馆，后移交给浙博。
但，关于它的真正身世，直到2009年才尘埃落定。
2006年5月的一天，浙博将著名古琴演奏家成公亮请到馆中，对馆藏古琴进行鉴定。
古琴存世千余年，以蚕丝制成的琴弦，自然早已断裂缺损，仅作展示，未曾演奏。而贸然为古琴上弦，又可能对古琴造成损坏。于是，成公亮用自制的“竹弓弦”为千年古琴试音，以其音色作为鉴定依据之一。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千年古琴再发天籁之音。
同年12月，古琴演奏家丁承运来到浙博，演奏了当时已上好新弦的“彩凤鸣岐”古琴。
“琴和弦呢，需要一个磨合过程，一般至少得试一星期。但‘彩凤鸣岐’的弦一上去，弹奏出的声音就很动听，这也让专家有了充分的鉴定依据。”
浙博工艺部主任范珮玲介绍，杨宗稷著有琴学名著《琴学丛书》，该丛书被视为研究古琴的权威著作，而其中就有关于其收藏、监制及修复古琴的记载，“彩凤鸣岐”的信息也在其中。
但范珮玲说：“总能听人提及‘彩凤鸣岐’，但一开始谁也没想到，叫这名字的琴只有一张，而且就在我们馆里。”几年间，经著名琴家成公亮、李明忠、丁承运鉴定，“彩凤鸣岐”七弦琴的身份，才得到最权威的正名。
范珮玲说，很多古琴之所以能保存至今，正是因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弹奏。
“木制的东西，放久了不用，很容易被虫蛀坏的。而且，上了弦的琴，保持这种力学的平衡，反而更容易久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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